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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让体育运动去政治化吗?

    2020-08-01

    能让体育运动去政治化吗?

    11月17日的港中大战,看到香港人对自己球队的支持实在令人激动。当日小妹和朋友在场外看直播时,见证着不分年纪和背景的香港人一同高喊口号拍手叫好,为港队每一次的进攻和防守而同喜同悲。

    然而大战过后,从「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横额,到观众大叫「We are Hong Kong」甚或由嘘国歌来抒发对中国的不满,都毫不意外地引来了一片「不要把运动政治化」、「让体育归体育」的声音。到底,体育运动,是否可以从政治因素中分隔开来?

    在谈论「运动/体育去政治化」之前,必须问一句:所谓的运动比赛,所代表的是什幺?

    11月17日所举行的是一场足球比赛。所谓「比赛」,固然就是要公平较量以分出胜负。要是赛果早已内定,那不就是「打假波」吗?而当需要分出胜负时,两队自然就是处于对立的层面。而所谓的「身份认同」,其实往往就是需要透过区分我者和他者来建立的。

    实际上,体育运动长久而来就和民族主义或是国家认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係。英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Nicholas Abercrombie)在论述电视和意识形态中曾指出,「体育表演不仅创造出民族的团结性,而且这种团结按某个方向凝聚。事实上,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围绕着其自身的体育代表而建构起来的。」

    且让我们翻查一下香港足球的历史:1886年创立的香港足球会,1910年成立香港第一个华人足球会 – 南华,正是由于当时大清积弱,华人受制于洋人,而激起了当时的华人产生了一种同仇敌忾「要在运动场上打倒洋人,争回一口气」的感觉。

    1918年开始,南华参加甲组联赛,并于19230-24年的球季取得联赛冠军,而往之后的洋人和华人的对阵皆是输多赢少,华人自身的优越感(或是所谓的民族认同感/民族主义)从中建立起来。

    另外,由于在大型赛事中往往会有大批的民众聚集,因此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情绪、价值观、政治宗教立场等等都很容易在成千上万聚集的人群中散播开去。民众热情地挥手、叫口号,是为了对球队表示支持及激励球员,营造所谓的「社群感」。

    而众多的运动中,又以足球最能刺激球迷的情绪 - 西方就不时出现所谓的「足球流氓」(Football Hooliganism)现象:1985年利物浦对战祖云达斯,触发球迷骚乱导致39人死亡,被称为「布鲁塞尔希素球场惨剧」;或是1985年世界盃外围赛,香港队在北京撃败中国,触发球迷骚乱的事件,至今仍被中国传媒及网民视为中国队的耻辱。

    由此可证运动是最容易令民众产生「荣辱与共」的民族情感,激发他们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国家认同的重要媒介之一。正如2004年台湾获得奥运会跆拳道金牌的那一刻,又或是王建民在美国大联盟比赛时的表现,这些都很容易激发人们的民族优越感和对国家的认同感。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可能就是因此而编织出所谓的「想像的共同体」。

    同时,体育运动也是政府凝聚民众对国家认同的一个手段。我们可以看见政客透过出席观赏体育运动来争取提高支持度,当权者及个别官员拿体育盛事或是运动员的佳绩来为政府脸上贴金,大型运动更是成为了国族身份认同的催化剂 - 政府往往希望以体育为平台展示国家形象,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诸如中国和南韩近几年来成功运用体育赛事和体育项目来宣传国威。1964年的东京奥运、1988年的汉城奥运,以至于最近期2008的北京奥运,都是透过大型体育项目建立民族自信的例子。

    不但如此,历史也有不少政治人物利用体育赛事来达成政治目的,例子有希特拉和墨索里尼透过体育宣传极右思想、加泰隆尼亚的独立运动长期在鲁营球场出现。当然少不了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乒乓外交」:

    1971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兵乓球锦标赛在中断了两届后,中国队在名古屋世界兵乓球锦标赛上回归。比赛期间美国选手科恩误上中国队所乘的巴士,中国选手庄则栋主动上前和他握手寒暄,这一幕被在场记者报导后成为全球要闻。

    几天后,在名古屋的美国乒乓球队员获得中共邀请,从日本转道香港访问北京、上海、广州。这是自1949年以来,首批美国人访问中国。由于当时美国跟中共还处在冷战时期,这次事件轰动了国际舆论,被媒体称为「乒乓外交」,也促成了前美国总统尼克逊1972年访问大陆以及中美两国于1979年建交。

    要是我们翻查历史,在日治时期的台湾,日本政府引入西方学校的教育制度及各种日式和西式的体育运动,此举表面上看來是日本殖民政府的一项德政,但是事实上仍有着巩固日本殖民统治、「凝聚国家认同」的手段。

    在台湾被日本统治的中期,各种的球类活动陆续被传入,亦在课外的时间举行各种的运动竞赛,可谓不遗余力地将运动推展到台湾学校和社会各阶层。当时,日本把运动会列为每年学校的重要工作,经由在运动会中升日本旗、唱日本国歌、演奏军樂、统一的运动服、整齐的步操、开闭幕仪式等等的仪式,传递被统治者对国家各种象徵物的尊敬、服从和忠诚。

    另外,日本殖民政府也将日本的传统运动柔道、剑道、相扑等引入体育运动,以培养台湾学生对日本民族精神的认同,并透过运动舒缓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的紧张关係。

    至于访间「运动比赛不应该成为表达政治不满的地方」,又或是「在运动场上表达不满有作用吗」的这些说话,让我回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中国在传递圣火的过程中遭到了大型的抗议活动,当时中共当局发表的讲话,也是指出「制裁奥运没有作用」、「奥运会不应成为抗议的平台」等等类似的论调。

    然而,就连主张「以国家间健康的竞争来促进句世界和平」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此纲领本身就极具政治意义。当运动员穿上所代表一队的运动服,「个人身份」就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他们是以「国家」的名义站在比赛的场地上。而在开闭幕的仪式上升旗、播国歌,此举本来就已经触及到各国之间的理念和利率的冲突。

    1936年白人体动员 Luz Long 帮助竞争者黑人运动员 Jesse Owens 取得跳远金牌被视为奥运精神的典範,1968年黑人运动会在领奖台上抗议姿态的敬礼等等,都是运动员透过奥运表逹政治取向的例子。

    至于「制裁有没有作用」一说,也许可以参考一下足球运动在南非取消隔离制度上的角色。

    简单而言,由于南非自20世纪30-40年代起实施种族隔离制度,国际足协(FIFA)和国际上其他主要运动赛事均明令禁止南非参加,以致于南非在国际上备受关注。197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南非白人把缺乏国际运动列为种族隔离制度最严重的三项不利影响之一。

    到了50年代中期,南非黑人利用媒体来质疑南非体育运动的「种族主义化」;反种族主义力量开始指出体育运动是白人民族精神的「软肋」。约翰内斯堡《Drum》杂誌社的黑人记者首度报导了这一点,并在1955年发表了一份大胆的特刊,质问:「为什幺我们黑人就不能加入南非队?」此后的一段长时间,南非的国际关係仍然紧张。

    80年代起,非洲民族大会(ANC)和国民党开始了终止种族隔离制度的谈判。各足协也开始商议组成一个单一的、不分种族的组织。而统一的进程在80年代后期不断加快,最终于1991年12月合併成为南非足协。而FIFA亦在1992年7月3日欢迎南非回归国际足坛。

    体育运动是南非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球队联合抵制南非参赛,对南非白人所带来的影响,也许比贸易禁令还要大。而南非的球队重新受到国际社区的接纳后,体育运动成了南非各种族重新团结统一的主要纽带。南非主办并赢得1995年世界盃橄榄球赛时,曼德拉对原来由白人支配的橄榄球队表示公开的支持,这对修复种族间的破裂和矛盾很有帮助。

    由于可见,即使有人只是「单纯想参与或观赏一场运动比赛」,但体育运动早就被当权者视为统治和凝聚国家认同的一个手段,这正正是「我不想碰政治但政治无处不在」的一个例子。试问,又如何能把体育运动从政治中分隔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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